乌井沱的崔管事是最年轻的，比我还小着几岁，平日里也算是最能明白我的心思。看着左右无人答话，他清了清嗓子，开了口：“先生，抗战胜利了，大家自然都是高兴。这盐工们苦了八年，自然也是需要犒劳。”
我点点头，示意他继续说下去。
“只是，井上这几年也不宽裕。几次为抗战献金，咱们虽比不上余家和侯家，不是最多的，但您要是比上咱们一年的进项，咱们出去的可是最多的。”
“在此之外，咱们每年的专卖、附税、国军副食费、防空费，这要交的名目不但多，而且年年加码。您看这附税，民国三十二年时每担是一百块，到了今年一月便长到了一千块，谁知三月份居然又翻了六倍，到了六千块。”
我点点头，言道：“这税吗，大家都是一样，毕竟是为了抗战，给前方杀敌的将士补点米、菜也是应当的。”
“先生，您这话说得对，说得对。可有些费用，却是单咱们李家背着。您看这为了给重庆运气，咱们先做气囊，垫付了不少，可这资委会付气钱总是得拖个三五个月。眼下钱毛得快，可咱们这盐价、气价都是前两年议下，为着抗战，也不好改。”
“可咱们毕竟是东家，再怎么难，总是比盐工们好过，难道不能想想办法？”
“先生，不是我们畏难，可您目下做了好人，也得给今后做打算，不是？您看，咱们这几口井，都是出气的好井，前几年虽是政府有拖欠，总是能挣着不少的钱。可自打年初这中印公路通车，又有油管直到昆明，咱们这气就基本卖不动了，这可就少了三成的进项。”
我默默地点头，心里也开始盘算这中间的利害。
“这还只是气。要说盐呢，目下卖得还好，可这不是胜利了吗，沦陷区一接收，那两淮的盐路一通，咱这盐还能卖多少也不好说。您提着给盐工发红的事也有几日了，我们几个商议了，实在是觉着不能把咱们这老底子都掏空了。”
崔管事把这话一说开，其他几位也都应声符合。各般道理说个不停，要么不能与其他盐号不同，要么不能让盐工盼着水涨船高，一年比着一年地涨工钱。
我看着这架势，总是不能硬绷着下去，便道：“那就减成六个月的工钱？”
这话似是也无大用，几个管事仍是摇着头，言道六个月的工钱算下来，也拿不出这许多现钱。
还是崔管事，看着左右总是摇头也不是个办法，便道：“先生，按照咱们现下的状况，拿出两个月的工钱还是使得的。要不就跟工人们说一共发四个月的工钱，两个月的现在发，两个月的到腊月再发，这样好歹柜上都有个周转。不过后一次，如果要稳妥，我看还是折成股份，再从今年帐上的盈余中分？”
崔管事这法子倒是得了众人的赞成，都说还是这样好，毕竟多出的工钱是从帐上的红利里分出来的，免得动了太多现银。
我看既然众议已决，也就不再坚持。中元节前，把两个月的工钱发下去。虽算不得多少，可毕竟是份心意，盐工们也多自欢喜。
谁知还没到月底，却是噩耗传来。国府未及还都，却已是厚薄毕露，虽还是吃着川人的，穿着川人的，用着川人的，淮盐归楚的大计却也是定了下来。
这几年各家盐井既为着抗战的国计民生，却也是为着往两湖贩盐不薄的利益都挖了新井，扩了灶口，不少还借了债，押了产。
此事若是当真，一旦两湖盐路断绝，像李家的老井这样，经营自然艰难，但煎熬几年或许还能恢复到抗战前小有盈余之时，而那些现在看似红火的大家，一旦还不上贷款，不要多久怕是就走上了王三畏堂资不抵债的老路。
为了这事，商会的各家盐商议了几次。一面是起了公文，上书省府和省商联，敦请上峰念及自贡抗战多年贡献，扶持自贡盐业发展，比照当年产量，继续官收三年。而另一面则是鼓动各家分头出面，去成都和重庆活动高层。
侯先生知道我家与表老有旧交，就劝我去重庆说动表老出面。一来他是国民参政会的参政员，自然当帮着川人争这口气。而二来他身在朝野之间，正是所谓第三方面的领袖，若是振臂一呼，自又与当政者不同。
我听这话也颇有道理，便往重庆去了。到得重庆才知晓我这误打误撞地却遇着了天大的事情。国共为着抗战后国家的命运，开了最高层的谈判。
毛泽东和蒋中正二人在重庆聚首，一连谈了四十几天，而表老和民盟的诸位先生们居中调停，这些日子交际盘桓，为军国大事和兆民福祉而奔波。想来此时不便去叨扰表老，我便先去看望若颖。
那天中午，寻到歌乐山的中央护校，却是没见到若颖。问起同事，说她已请假几天，在家照顾抗儿。我心中挂念着他们母子，又怕抗儿生了病，便急忙地顺着指点，找了过去。
这地方就在中央护校的院内，两层的砖木楼，想来也是抗战时临时建起的。若颖住在二楼，敲了两下，门应声开启，却见若颖正哄着抱在手里的抗儿。
“老李，你来之前怎么也没说一声，正赶上家里狼狈。”若颖见到我虽是惊喜，可她脸上却倦容难解。
我看着抗儿，和几个月前相比，头似是大了一圈，但身上却没怎么见长，胳臂和腿更是纤细。
若颖也觉察我的关切，便叹道：“都是我不好，苦着孩子了。”
“抗儿看着好像瘦了？”我小心地问道。
“唉，哪只是瘦了，这几个月就没怎么长份量。”
“难道是病了？”我一边问着，一边端详着抗儿。小孩子十一个多月了，虽是还不会说话，可眼神却满是灵气，也专注着在打量我。
若颖用手轻抚着抗儿的脸蛋：“前阵子孩子少了，护校的托儿所就停了。我找了附近一家老太太帮着看抗儿。谁知道这老太太人面善，可心不好。我后来猜想，她一定是把我留给抗儿的鸡蛋都自己吃了。我看着抗儿不怎么长份量，心里也是急。可那老太太却是说孩子有早长的有晚长的，也不奇怪。”
“我当时听着心里堵，但是也是同事给介绍的，面子上总有些过不去，暂时也就没计较。可是前几天，我去接抗儿，他一脸的委屈，见我来了就哭。”
“我觉着不对，留了个心眼，仔细一查，抗儿身上青一块，紫一块的，心里就咯噔一下。我紧着问老太太，她支支吾吾地说是抗儿自己不小心在小床上摔的。我这个妈好歹是学医的，这点还看不出来，肯定是被捏被掐过的。当时真是跟她拼命的心思都有。”
听着妈妈讲着伤心事，抗儿仿佛也明白了似的，脸一拉，哭了起来，脸上憋得通红，呜咽声中还不时地含混着“妈妈”的声音。
若颖忙拍着抗儿，母子俩脸贴着脸，依偎了几刻，抗儿哭声才渐缓，但挂着泪珠的脸上仍是一副委屈的样子。
看着这场景，我心里也是疼，但也有几分惊喜，“抗儿会说话了。”
若颖怕是也伤心了，眼角闪着泪，哄着抗儿：“可不是嘛。小孩子也不知是懂事了还是天性，一伤心委屈就喊妈，玩得高兴了就叫爸。我这心里听着又是高兴又是伤心，怎么都不是个滋味。”
“老李，来，你也帮着逗逗他。人家都说男孩喜欢看男的。我们这学校里的同事，周边的邻居一水的都是妇道人家，你这干爸今天可正好派上用场。”
我知道若颖这话其实也半在开玩笑，可是听了，心里却有些不是个滋味。
我自己没有孩子，自是没什么哄孩子的主意。搓着手，无奈地看着若颖：“怎么哄呀？我也不会唱歌。”
若颖笑吟吟地答道：“小孩子其实也好哄。老金教了我一招还挺好使的。你试试，用两个手把脸捂上，然后猛地把手拿开，就和捉迷藏似的。”
我按照若颖所教，试了开来。一开始，也只是一步步地做着，好似试着跳舞的初学者一般。小孩子的心情便真是如此神奇，即使是我这僵硬的表演也让抗儿出神地看着。第二次，双手分开的那一刻，我也试着向抗儿笑一笑。他小嘴张开，秀长的丹凤眼微微弯起，现出让人难忘的笑容。
如此不过两三次，抗儿便嘎嘎地笑出了声，两只小手也不停地挥舞着。也就是这时候，抗儿嘴里轻柔地发出了，“嗒嗒”的声音，听起来与英文的“Daddy”也确有几分相似。
“你看，我不是说吗，他一高兴就叫爸。”
我和若颖如此与抗儿一起玩了半晌，直到抗儿在若颖的怀中安静地睡熟。若颖轻轻地把他放在小竹床上，朝着我做了个安静的手势，示意我到外屋说话。
“老李，你要是能常来就好了。”若颖一边帮我倒茶，一边轻声说道。
“这次来重庆，可能是要待一阵子。抗儿也快满周岁了，给他好好过个生日。”
“日子过得真是快。孩子都快一岁了。仗也打完了。”
我端起茶杯，想着心里的一句话，不知是该保持着沉默还是说出来。
“若颖，老是这么苦着自己一个人也不是个事。你父母那里……”
若颖无奈地摇摇头：“慢慢来吧。他们过了双十节就准备回北平了。不少文化机关都准备着回迁呢。”
“那你？”我问话的声音中怕是也透出了几分不舍。
“怕是没那么快。抗儿这么小，北平的冬天太冷，怎么也等他再长大些。我也没太想好。”
我抬起眼，虽没有说话，若颖该也明白了我的心思。
“这些年在重庆，其实也喜欢上了这里。现在报上不也说吗，好多下江媳妇、女婿也不想走了。”
“那就在重庆住下，不也好？这里的朋友也能帮你？”
“唉，”若颖轻轻地叹道，“话是这么说，可是北平终究是家。真要有什么没法办的事，还得离父母近些好。我估计再过些时日，国立护校可能也会搬回南京，在重庆找工作就难了。”
若颖双眼看着手中的茶杯，嘴角微微翘起，淡淡地一笑：“金大夫说想回北平和我一起开个诊所，他管医，我管护，倒也是个主意。”
我不知该怎么答话，只得顺着她言道：“这也好。其实，老金这人也不错。
若颖若有所思地摇摇头：“那也是玩笑话。老金过两天就先回北平。毕竟妻儿这么多年没了下落，他也着急要回去看看。”
“咱们这些都是过来人了。如果是现在，自己也不敢像当年一般什么都不顾地爱了。爱一次也很伤神的，有抗儿这么可爱的孩子，我也没什么旁的贪心，宁愿把时间多给他。”
双十节那天，国共两党签了协议。即便是我这样不懂政治的人，也为了国家终是见到和平之光而欣喜。这天的重庆从早到晚热闹非凡，从上半城到下半城，一整天鞭炮声、锣鼓声便没有停。想来民国这么多年，这怕是最安生也最难忘的一个双十。
第二天晚报上登出了毛泽东飞返延安的消息，也提到了表老亲赴九龙坡机场送别。我想着自贡盐务的前途，断是不能再等，便赶早去往张表老暂住的特园。
这特园建在嘉陵江边的一片坡地上，视野极佳，原本是鲜特生将军的宅第。鲜将军早年行伍出身，在川北便跟随表老，心向民主。我见报上还说这鲜宅眼下便是在重庆的民主人士常来常往之处，连中共的毛泽东和周恩来都几次造访。
见得我来，表老甚是兴奋。我还未顾上道明来意，他便拉着我的手，讲起了这段重庆谈判。